编者按 由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与河南省政协共同主办的第十四届河洛文化研讨会将于9月21日至22日在洛阳召开，也恰逢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成立10周年。10多年来，河洛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为迎接第十四届河洛文化研讨会召开，9月15日的《人民政协报》进行了专题宣传，洛阳日报今日予以编发。敬请关注。
　　河洛地区孕育了华夏文明
　　河洛地区与河洛文化。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的黄河奔腾而下，出潼关后与发源于陕西省华山之阳的洛水在河南省巩义市交汇而东向入海。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里所说的“河洛”，即指洛水与黄河交汇形成的夹角地带，也就是历史上以洛阳、嵩山为中心的“河南”“河内”“河东”地区。广义上的河洛地区，则是以洛阳、嵩山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更大地域，一般来说，西至潼关，东至淮泗，南达汝颍流域，北至晋南和豫北，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河南或中原。“河洛”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人文概念。所谓河洛文化，就是在河洛地区，导源于远古，成熟于夏商周，发达于汉魏唐宋，传承于其后各代，既包括以农耕经济为中心形成的物质文明，也包括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心理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
　　灿烂的古代文明。河洛文化令世人惊叹不已的显著特点是，其文明久远且连续不断。从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从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在大量的历史遗存与典籍记载的相互印证中，人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华文明在河洛地区的发展脉络与走向。在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地域中，起始于公元前2500年的有关记载或传说可以说比比皆是，但两河文化、古埃及文化及古印度文化，都出现了中断或消失，唯独发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华文化连绵有致，相衔如环，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
　　深入研究河洛文化，对进一步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及特点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国家又实施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确定的8个重点考察的古代遗址中，除一个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外，其余7个全在河南境内，并均在河洛地域的核心区——洛阳和郑州两地。这再一次向世人说明，河洛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河洛文化孕育了华夏文明。《周易·系辞上》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凝结了古代先哲神秘的想象和超凡的智慧。被誉为六经之首的《周易》的源头是河图洛书；中国哲学的最基本、最原始的命题“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源于河图洛书；信息符号学的源头在河图洛书；世界最早的二进制源于河图洛书。洛书影响了《尚书·洪范》，中国最早的治国理政观念由此而诞生。
　　河洛地区是中华民族最早跨入人类文明门槛的地区。当辽阔洪荒的南蛮、东夷、西戎、北狄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时候，由于农牧业生产和手工业经济的发达，河洛地区的华夏人率先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并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夏王朝。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夏王朝的建立，创造了华夏国家最古老的原生形态，对人类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后，在河洛地区出现了更为成熟的文字、城市、礼制和青铜器，标志着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全新的阶段。
　　“禹都阳城”“商都西亳”“周都洛阳”之后，河洛地区文化更加发达。从史前传说时期到三代期间，河洛地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多领域中诞生了一大批精英，如黄帝、夏禹、伊尹、傅说、姜尚、周公、老子、庄子、墨子、商鞅、子产、申不害、韩非、吴起、鬼谷子、苏秦、邓析、公孙衍等，形成了儒、道、法、兵、墨、名、纵横等诸多河洛文化流派，并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典籍。河洛文化由此逐渐成为强势文化，在其辐射和影响下，“东夷”“西戎”“苗蛮”等文化也都很快华夏化。
　　河洛文化东进而齐鲁文化兴，河洛文化南移而楚湘文化昌。历史上中原汉人的多次大规模南迁，使客家民系在赣闽粤交界的广大地域生成，陈元光、王审知率数十姓光州固始人入闽，促进了八闽经济文化的发达；闽南人及客家东渡开发了台湾，并远至东南亚、非洲和美洲，故至今台湾及世界各地华侨中很多人还自称是“河洛郎”，念念不忘根在河洛。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
　　中华核心文化在河洛地区形成。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区域、多民族的国家，因而在文化上也是多源和多线发展的。但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悠久的东南良渚文化中断了，灿烂的东北红山文化中断了，令人震撼的西南三星堆文化的来龙去脉至今还是一个谜团，只有河洛文化八千年生生不断。
　　河洛地处“天下之中”，三代以降，数十王朝建都于此。在我国八大古都中，中原有其四，河洛地区也因此长期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政治上的强势使得河洛文化处于各地域文化的中心地位，辐射四方，同时也融合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包括夷、狄、胡、蛮的文化。各民族融合的结果，使这块热土上形成了华夏民族，并由此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核心文化。
　　河洛文化的元典性。河洛文化之所以能够集中体现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它所具有的元典性。河洛文化的元典观念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及政治、经济、思想观念，成为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习俗与风尚，以至百姓日用而不觉。
　　河洛文化的元典精神主要蕴含在产生于河洛地区的元典性历史文献之中，如六经之首的《周易》、史籍之首的《尚书》、诗歌之首的《诗经》、断代史之首的《左传》、法典之首的《三礼》，以及周公及诸子的著述之中。河洛文化的元典观念撮其荦荦之大者主要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民为本的社会观，为政以德的法理观，大一统的国家观，知行合一的哲学观，知变求新的发展观，尚义崇信的价值观，自强不息的人生观，等等。河洛文化的元典观念孕育了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本质的基因。
　　河洛文化是历史上的国家文化。作为地域文化，河洛文化与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一样，都是在特定地域内发生发展的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与鲜明的自身特色。但河洛文化与一般的地域文化相比，显著的不同是，河洛文化诞生于“天下之中”，是最早的“中国”文化，她在融合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同时，发展成为国家文化，从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核心文化。
　　河洛文化之所以发展成为国家文化，是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的结果，是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结果。河洛文化发展成为国家文化的主要推动力是政治。周代“制礼作乐”，把传统的河洛文化规范化、礼制化，从而奠定了河洛文化作为官方文化的基础。河洛地区作为封建王朝帝都所在地长达1500多年之久，王权以政治的手段将河洛文化推向全国，并作为官方文化用制度安排的方式加以固化，成为巩固政权和加强国家管理的支撑。其后又将其作为“经”令士子科考、令国人以其为“习惯法”来尊奉，这是其他地域文化所没有的，同时也是其发展成为国家文化的重要原因。
　　河洛文化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河洛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周公制礼作乐，其目的是维护国家与社会的正常运行。周文化中的尊天、敬祖、崇德、向善及家国一体等理念，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品格，使广大人民形成了正确的价值观、义利观、伦理观，不仅使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薪火相传，而且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追求，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根在河洛”所产生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使炎黄子孙不论身在何地，在民族认同、祖国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共同语言，也将人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河洛文化这一永不褪色的价值，使其至今保持着强劲的勃勃生机。
　　(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供稿 执笔：靳燕 杨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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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
　　在文化部、民政部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2006年2月24日，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时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郭东坡当选为会长，时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陈义初当选为常务副会长，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罗豪才、张克辉、陈奎元被推举为顾问。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是我国仅有的以地域文化命名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河洛文化研究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
　　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旨在通过深入研究河洛文化的起源、内涵、传承及影响，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以学术研究为纽带，团结海内外华夏儿女，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10多年来，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依靠全国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力量，开展了河洛文化内涵、传承与影响的研究，探索新形势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研究任务的同时，编辑出版了河洛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等。
　　2004年8月至12月，在《光明日报》开辟《河洛文化研究》专栏；2004年至2015年，围绕“河洛文化的内涵、传承与影响”“河洛文化与汉民族”等主题，召开了10次研讨会，出版了相关论文集。
　　承担3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河洛文化研究——河洛文化的内涵、传承与影响》，出版专著6部；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河洛文化与闽台关系研究》，出版专著7部；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河洛文化与华夏历史文化的传承及创新》，已出版专著1部。
　　另外，为让更多的人认识河洛文化，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在征得香港凤凰卫视的同意之后，将其摄制的专题片《寻根——解密东方河洛文化》在河南电视台与郑州电视台播出，产生了积极的反响。
 

(张道禄)